魏晋士人，在经济上的富裕，直接导致生活方式上的悠游。世家子弟不在乎皇帝每月赐予的几石禄米，也不必对专制体制挤眉弄眼、点头哈腰，个性和人格就相对舒展张扬。经济上的富裕，还进一步激发了士人的创造力，使得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去从容探讨精神领域的高深课题，发展了文学、艺术及多方面的兴趣爱好，产生了精致的玄学清谈、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谢灵运的山水诗，等等。魏晋士人就这样谱写了他们极具个性的历史，将民族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白振奎，男，1971年生，辽宁海城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师从蒋凡先生。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文学、美学研究。
魏晋士人活出了自我，更在乎眼的享受，不把幸福押给明天。像为人熟知的张翰就是这样一个活得简单洒脱的人：
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身后名”和“一杯酒”，分别指向儒家正统价值观和世俗的享乐态度，在张翰看来，死后的青史留名，远不如摆在眼前的这杯美酒更来得真实！这则材料，《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将其放在《识鉴》门中，并随后附了“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两句。不言而喻，刘义庆如此处理，凸显的是张翰对政治的预见能力。不过，我倒是更愿意相信，张翰是为了贪一口家乡吴中的小菜而开溜的，这样的理解似乎更契合晋人张翰的本色！张翰并不以文学名世，但曾写过一首小诗《思吴江歌》，诗曰：
秋风起兮佳景时， 吴江水兮鲈鱼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 恨难得兮仰天悲。
如果单读后面两句，真以为他遭受了某种大不幸；不过仔细一看，原来是秋风渐起，家乡鲈鱼正肥，那鲜美的鲈鱼脍在眼前晃动，触发了诗人的思归之情啊！与张翰的人生旨趣不相上下的，还有一位毕卓毕茂世。他的人生格言是，“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赤裸裸的享乐主义，比张翰更为直露。张翰馋虫上来时，还要打着思乡的幌子，那享乐中带着文人雅趣；这位毕先生，最大的理想就是酒池中过一辈子，随时随地把自己灌饱，将魏晋享乐主义大旗高高举起。这位毕先生，身为国家人事部（吏部）的高官，因为馋酒，也曾做过小偷小摸的勾当，据《晋书·毕卓传》载:“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在不拘一格的魏晋时代，这种事非但不会被视为人格污点，反而因人性的张扬而备受赞赏，进而被视为风度而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