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在经济上的富裕,直接导致生活方式上的悠游。世家子弟不在乎皇帝每月赐予的几石禄米,也不必对专制体制挤眉弄眼、点头哈腰,个性和人格就相对舒展张扬。经济上的富裕,还进一步激发了士人的创造力,使得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去从容探讨精神领域的高深课题,发展了文学、艺术及多方面的兴趣爱好,产生了精致的玄学清谈、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谢灵运的山水诗,等等。魏晋士人就这样谱写了他们极具个性的历史,将民族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白振奎,男,1971年生,辽宁海城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师从蒋凡先生。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文学、美学研究。
魏晋士人活出了自我,更在乎眼的享受,不把幸福押给明天。像为人熟知的张翰就是这样一个活得简单洒脱的人:
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身后名”和“一杯酒”,分别指向儒家正统价值观和世俗的享乐态度,在张翰看来,死后的青史留名,远不如摆在眼前的这杯美酒更来得真实!这则材料,《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将其放在《识鉴》门中,并随后附了“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两句。不言而喻,刘义庆如此处理,凸显的是张翰对政治的预见能力。不过,我倒是更愿意相信,张翰是为了贪一口家乡吴中的小菜而开溜的,这样的理解似乎更契合晋人张翰的本色!张翰并不以文学名世,但曾写过一首小诗《思吴江歌》,诗曰:
秋风起兮佳景时, 吴江水兮鲈鱼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 恨难得兮仰天悲。
如果单读后面两句,真以为他遭受了某种大不幸;不过仔细一看,原来是秋风渐起,家乡鲈鱼正肥,那鲜美的鲈鱼脍在眼前晃动,触发了诗人的思归之情啊!与张翰的人生旨趣不相上下的,还有一位毕卓毕茂世。他的人生格言是,“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赤裸裸的享乐主义,比张翰更为直露。张翰馋虫上来时,还要打着思乡的幌子,那享乐中带着文人雅趣;这位毕先生,最大的理想就是酒池中过一辈子,随时随地把自己灌饱,将魏晋享乐主义大旗高高举起。这位毕先生,身为国家人事部(吏部)的高官,因为馋酒,也曾做过小偷小摸的勾当,据《晋书·毕卓传》载:“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在不拘一格的魏晋时代,这种事非但不会被视为人格污点,反而因人性的张扬而备受赞赏,进而被视为风度而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