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张伯驹词传》与读懂士人的秘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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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2年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
新文学诞生后,读书人多是沿着白话文学的路径前行,习俗与审美趣味都有些变化了。从事新文学写作的人,有许多是喜欢旧学的,或者是迷恋古代士风的。但因为趣味隐得深,人们不太谈它。像郁达夫之于旧诗,台静农精于书画之道,都不妨碍他们在新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们能于白话文里有所作为,旧的艺术的影响也是有的。这类人物易被人广泛注意,但另一类人就命运不同,像张伯驹先生,被古风所染,趣味都在旧路上,与新文学是隔膜的,后人视其遗老式的人物,道理是有的。但这一观点也妨碍了对他的认识,其实,实际的情况并非人们想象那么简单。他的世界的丰富,世间深知者甚少,那套话语方式与审美方式,有点稀世之音的味道,某种意义上说,在审美深处的情思,不亚于新文学家的文字的。
张中行先生曾写过对于张伯驹印象的文章,评价的尺度偏于新,属于非士大夫的那套话语。他们在爱好上有许多接近的地方,比如同样是喜欢收藏,张中行属于藏界普通之人,远不及张伯驹博大,但张中行眼里的这位前辈,似乎少了点什么,那就是五四以来的某些新风吧。张先生也是把玩古董的人物,可是却潜心白话文写作,不像张伯驹那么沉于旧风里,文章呢,在周氏兄弟的传统里,就与时代有了亲密的关系。而张伯驹的话语方式,都带着历史旧影,是自己与古人对话,听的人在小的范围,惟亲近者方可领略一二。这样的人,易被时代大潮淹没,能够意识到那选择的价值,不那么容易。
张伯驹(1898—1982),号丛碧,河南项城人。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多件珍贵文物捐献国家。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红毹纪梦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乱弹音韵辑要》等。
近来人们发现,研究百年间的文学,旧体诗词的写作者,也有相当的价值。虽然形式上是古旧的,但思想未必没有现代性的意味。但研究这类古旧意味的文学,方法则与新文学研究略有不同。这大概与辞章的对应方式有关,总体不在新文学审美的范畴里。像张伯驹这样的文化人,所以在今天颇被知识界重视,一是身上带着现代史里的诸多符号,二是与收藏的藏品品位极高有关。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诗人气质,那种钟情传统的精神之光,照出了存在的暗点。时代进化中所遗漏的遗存,并非都没有价值。他所关注、所心系的存在,关乎认识文明史的起落之意,经由其文字看现代史,倒是颇有意义的。
周口师范学院 张伯驹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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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词传》
从作品看文人的交往史,是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的。有人研究苏东坡,就在字里行间看到背后深的社会危机,文人间的互动,也得以显露。张伯驹生前的好友甚多,可写的故事数不胜数。比如与刘海粟、翁偶虹、王世襄、周汝昌的关系,都有书写的空间,牵涉到文脉的起落。像他与周汝昌的友情,不仅仅涉及红学的佳话,也有词学里的故事。周氏的红学研究,涉及一些几近湮灭的遗存,不料张伯驹的藏品里,有些古迹颇值得琢磨。1948年,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展出曹寅的《楝亭图》,正在研究曹雪芹家族的周汝昌闻讯参观,便与张伯驹相识。后二人多有交往,彼此唱和,留下的文字颇可一观。周汝昌的趣味,与张伯驹很有相似的地方,而张伯驹提供的古代诗画原件,无疑丰富了自己的研究。周汝昌的眼力不凡,于一些地方能够嗅出古风。在与张伯驹多年交往中,就佩服这位朋友的才气和骨格之高。他觉得张伯驹的高处在于词学,所写文字清透、自如,大有幽婉之意。张恩岭注意到了两人交往的趣事,由他们的唱和之句,看文化史的斑斑点点,也不禁引人浮想联翩。

1980年10月,由张伯驹执笔,夏承焘、张伯驹、周汝昌就成立“中国韵文学会”联名致文化部部长黄镇信札
张伯驹对于《红楼梦》是有自己的诸多心得的,他的艺术家的气质,使他对于辞章之道很是敏感。周汝昌与其交往,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与一般人的感觉不同,他欣赏的是朋友的辞章之力,深觉这位收藏家的天分之好。他认为,张伯驹的词写得很好,是有不小的价值的。在为《张伯驹词集》写的序文中,他说:我重先生,并不是因为他是盛名的贵公子,富饶的收藏家,等等。一见之下,即觉其与世俗不同:无俗容,无俗礼,讷讷如不能言,一切皆以自然直率。其人重情,以艺术为性命。伉爽而无粗豪气,儒雅而无头巾气。当其以为可行,不顾世人非笑。不常见其手执卷册,而腹笥渊然,经史子集,皆有心得,然于词绝少掉书袋。即此数端,虽不足以尽其为人,也可略觇风度了。因此之故,他作词,绝不小巧尖新,浮艳藻绘;绝不呈才使气,叫嚣喧呼;绝不餖飣堆砌,造作矫揉。性情重而气质厚。品所以居上,非可假借者也,余以是重其人,爱其词。
我读张伯驹的词,觉得自如、丰厚,有佛家的哀凉之雾的流散,意象自有妙处。《雾中词》数首忆旧感怀之作,都写得神似古人。比如《水调歌头•读陶渊明诗》,飘逸与忧患之感均在,平静之中,忽闻水声,悠然之躯也带着迷津里的惆怅,是现实感的另一种表达,词义是深远的。《浣溪沙•癸丑重阳独登陶然亭》,远望众景,老眼迷离,旧友纷纷逝去,惟有残叶还在,感伤暗来。《小秦王•偶感》叹“子弟梨园皆白发,豆棚瓜架剩盲人”,空漠之感扑面而来。这是阅尽人间之色的内心感言,借着古人的文体,写出自己的体验,实在是真情的流露,其间的哲思也是有的。张伯驹在《雾中词•自序》中说: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而不知当时皆在雾中也。比年,余患目疾,而值春秋佳日仍作看花游山。遥岑远水,迷离略辨其色光,花则暗闻其香,必攀枝近目始见其瓣。情来兴至,更复为词,癸丑一年得百余阕。余已在雾中,而如不知在雾中;即在雾中,而又如知不在雾中。佛云“非空非色,即空即色”,近之矣。余雾中人也,词亦当为雾中词,因以名余集。
衰年之语,已带出几分禅意,但又非游戏之作,篇篇都有空幻与实有之体悟,一切都逝于昨夜,那些曾有的微火,温暖的自己的心,虽然万物皆逝,流水般的岁月毕竟有可怡的光点。你不会觉得他的消隐之趣的无聊,反而聆听到了那慧者的声音,给我们麻木的神经以冲刷的感觉。那一刻,或许便体味到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白话文作家,也追求过这类意象,但表达没有旧体诗词那么简约。由此也可以看出,张伯驹看似旧式文人的样子,而感觉,也是属于现代文学范畴的。文学没有新旧,酒瓶新酒,也是常有的事。
缪钺在谈到叶嘉莹的诗词研究时,也涉及以诗词证史的话题,人们从古人的吟咏里去寻文化的脉络,不无参考意义。他认为叶嘉莹的词学理念有几点颇可一赞,其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纵观古今”等是令人深思的。在为《迦陵论诗丛稿》所写提及中说:叶君论述古代诗人,先说明时历史背景,思想性格,为人行事以及撰述某诗篇之时、地及人事关系,然后因迹求心,进而探寻诗人之幽情深旨、远想遐思,遂能获鱼忘荃,探骊得珠。并就诗人性格、思想内容,剖析其艺术风格之形成,意境韵味之所以独异。此叶君论诗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特点也。
研究张伯驹的词,亦当有此类精神。看到“张伯驹研究丛书”的诸多文字,许多学者也带有这种特点,这也是走进前人的一种途径。诗词里有隐喻、有寄托,空白处亦多可想象的空间。我读靳飞、张恩岭等人的文字,发现都能于诗词里看前人的形影,说出作品里没有,但其实存有的故事。民国以来的文人的旧体诗词,也是特殊背景的产物,需认真梳理才能够懂得其间的修辞策略,以此明白知识人的精神之路。历代词人,都在自己的文字里营造了一个奇特的境界,有的是自言自语,有的乃与世间的对话。他们为什么不把话说尽,有时甚至闪烁其词,留有空白,多见歧义。明乎此,便懂得士人心史之大半。
(原刊于《博览群书》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