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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新诠释
来自:河南人民出版社 发布时间:[2012/11/5] 已访问:1923

 

----评张华腾教授的新作《新政、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研究》
许 效 正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河南,安阳, 455000)

最近,我拜读了张华腾先生的新作《新政、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研究》一书,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清末民初时期(1895-1927)又被称为北洋军阀时期,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之一。所谓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城市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 。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的政治架构就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的变革:第一次变革是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推动下,中国的政治体制由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变成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第二次变革是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中国的政治体制由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变成了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迅速转轨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迅速变化,改官制、练新军、兴实业、办学堂、建巡警、推行地方自治等具有现代意义的改革事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并向乡村社会迅速蔓延,中国社会由此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尽管出现了封建帝制的两次复辟和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改良与革命、专制与共和、传统因素与现代意识的矛盾始终纷繁交织,其斗争之激烈程度空前绝后,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和思潮的变化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但是,透过这些历史的乱象,人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的基本脉络还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教育的普及化,思想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组织化,而这些就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在革命史观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清末民初时期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有着高度统一的认识,那就是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清末新政是满洲贵族抵制革命、欺骗人民的垂死挣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总代表,他们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彻头彻尾的历史罪人,对清末民初历史的研究也因此成为学术禁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人们开始以冷静、客观和实事求是的眼光研究历史,被视为学术禁区的清末新政和北洋集团的研究也艰难地起步了。进入新世纪,随着现代化史观的迅速传播,清末新政和北洋集团研究也迅速成为一片热土,越来越多的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用现代化理论的眼光重新研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得出了许多新结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张华腾教授是较早涉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学者之一,经过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先后出版了《袁世凯与近代社会名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洪宪帝制:袁氏帝梦破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和《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专著,这些著作问世后,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新政、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研究》一书是张华腾教授关于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该书由河南出版社于2010年12月出版,共包括《清政府力行新政原因探微》、《晚晴借债筑路活动再评价》、《河间、彰德会操及其影响》、《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多角视野下的北京政府》和《代议制在中国的厄运》等二十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现代化的视角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翔实的史料,对清末民初时期(1895—1927年)的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客观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和耳目一新的结论。这二十三篇文章,犹如二十三颗闪亮珍珠串起的项链,清晰反映了清末民初社会演变的基本脉络,又好像二十三个清晰可鉴的钻孔,客观展示了诸多重大事件鲜为人知的真实内幕,启发着人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
     关于清末新政发生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这是满洲贵族进行的一场欺骗人民、讨好帝国主义、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垂死挣扎。而张华腾教授的《清政府力行新政的原因探微》一文,则通过分析促使慈禧太后发布变法上谕的各种因素,明确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已经由基督教文明区域向全世界扩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闸门,“它初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势,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机器生产、工厂制度、现代交通、现代通信已经在古老的中国大地扎下根来,其进一步发展的大趋势,任何人或政治势力都不可能逆转”,“清末新政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清末新政主要成就,如练新军、创巡警、兴实业、废科举、办学堂、和预备立宪等,全国各地的表现各不相同,很难有一个完整印象。张华腾教授则抓住了北洋新政这个牛鼻子,向人们客观全面地展示清末新政的重大成就。在《北洋新政与日本》一文中,张华腾教授在客观概述各项新政开展情况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日本模式对清末各项新政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渠道,进而得出了“北洋新政之所以取得全国瞩目的成就,正是因为它采取了日本模式” 的结论。通过阅读这篇文章,笔者认为,张华腾教授《北洋新政与日本》一文的最大贡献,就是不仅展示了清末新政各项措施的理论来源以及日本对中国历史影响的另一面,而且也揭示了北洋政府与日本微妙关系的根源。此外,张华腾教授还在《清末练兵处述略》和《河间、彰德会操及其影响》两篇文章中,从军队编制改革、新式军校建设和军官培养、军官军衔制度建设以及军事操练等方面,客观展示了袁世凯训练新军的突出贡献,再现了“北洋三杰”的勃勃雄姿,也再现了北洋新军在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东三省改制》一文全面、客观地再现了袁世凯、徐世昌、唐绍仪等人对沙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坚决抵制以及开发建设东三省的突出贡献,认为他们“在东北采取的政治改革和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初步改变了东北的面貌,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有效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 。
    关于清末铁路事业的发展,传统观点一直认为,这是清政府出卖民族权益的主要表现,是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主要手段。而张华腾教授在《晚晴借债筑路活动的再评价》一文中,以大量的数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对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清政府“借债筑路是一种开放性的、进步性的思维,它突破了长期以来的小生产者的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着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一面,这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逐渐深入的结果” ,清政府在16年内利用外资4.5亿元,修筑了京汉、津浦、京奉、沪宁等铁路,全长5462公里,初步形成了国家铁路网,大大改变了中国的交通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中国交通的现代化。在《京汉铁路利权赎回的是非得失》一文中,张华腾教授客观再现了盛宣怀、陈壁、梁士饴等人顺应民意,积极筹划赎回京汉铁路的艰苦努力,以及京汉铁路赎回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效益,使人们对这些所谓反动人物的认识有了明显改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关于民国初年中国政局的变化,是张华腾教授这部新作的一大闪光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看问题,无情批判袁世凯对民主政治制度的破坏,谴责民主党、进步党、统一党等中间势力对袁世凯集团的迁就和对国民党的背叛。而张华腾先生坚持尊重历史事实、民族利益第一和现代化等原则,全面客观评价了民初各派政治势力围绕总统人选、首都地点、责任内阁制度、国会控制权、善后大借款以及修改《临时约法》等重大政治问题所展开的激烈斗争,得出了诸多新的客观结论。
    张华腾教授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集团》一文,梳理了北洋集团从形成、崛起、发展、全盛直至分裂和覆灭的全过程,认为北洋集团的崛起,是袁世凯等人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各项新政改革的结果,它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达到全盛时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顺应民主共和趋势的结果,而这个集团的分裂和覆灭,则是因为它逆潮流而动,破坏民主共和制度,企图建立个人独裁乃至恢复封建帝制的必然结果,从而印证了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的无比正确性。
    张华腾教授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和《民国元年同盟会、北洋集团的合作和斗争》、《袁世凯与民初议会》和《袁世凯与<临时约法>》等四篇文章,全面展示了民国初年各派政治势力围绕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而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些政治斗争既是政治理念的斗争,又是集团利益的争斗,袁世凯集团熟悉国内情况,富有治国经验,但具有狭隘的集团观念。他们藐视法律,排斥异己,一心要建立北洋集团的一统天下;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崇拜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迷信政党政治,相信法律是万能的,富有革命热情,但缺乏政治经验但,更不熟悉国内的社情民意,一心要在中国建立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坚决反对袁世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张。在北洋集团和国民党严重对立的形势下,由清末立宪派发展而来的中间势力组成的进步党,认为革命派的主张不适合中国国情,却又担心袁世凯会扼杀民主共和制度,所以采取了反对革命派,迁就袁世凯的立场。1913年,他们和北洋集团一道打倒了革命派发起的“二次革命”,但当袁世凯要践踏民主共和制度,废除《临时约法》,企图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时候,他们又以国会为阵地,与袁世凯集团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为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添上了浓浓的一笔。
    总之,“清末民初时代是一个激荡、起伏、发展的时代,是近代以来变革最剧烈的时代,是进步的时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的时代” ,也是一个新旧冲突异常激烈的时代。这期间发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不是非此即彼的泾渭分明,也不是你对我错的责任明晰,而是新旧杂糅,得失共存。中国社会就在这种激荡起伏的形势下完成了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的艰难转轨。张华腾教授的新作《新政、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研究》一书,就是站在现代化的高度,坚持民族利益第一的原则,客观评价了当时的诸多人物的是非功过,诸多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是一部很值得一看的力作。

                  (刊于《殷都学刊》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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